父亲的红包

我常常拭笔想写父亲，后来仅在一首小诗里写到他种烟草的事，我父亲抽烟，他自种烟苗，烟苗长大了，该什么时候去顶让烟叶肥厚，这些活路，他很随心，最后，我转转笔头，写他如何堂堂正正地处世为人。淡淡几笔入诗，今天读来，底蕴不足。其实，再提起笔，我也找不到父亲光彩夺目的亮点，他朴实的一生，让我着笔，怎么也写不出一个大"我"的光芒。
　　我的父亲已经年过古稀，村里的小学生都说那个经常养有四条黄牛的老头，至于他的名字年青人很少有人懂。我今年回老家，刚一进门，父亲从屋里出来，他蓬头垢面，我说："爸，你快像野人了。"这些年来，村里的人都差不多全出山，惟独他在恋祖，他固执的个中原因，说是在地里一年还能打出一千斤粮食，他还能养活自己。其实，他是在守候着土改时分有的土地。
　　我的父亲是非常热爱土地的，听说那年进行土改，他参加丈量土地分给穷人，土地的来历他最清楚。
　　父亲的经历我只略知一二，我知道他当过村支书。当年，奶奶还在世，有一次，父亲要到县城去开会，临走时，奶奶问他要走多久?他说十多天吧！"那么久，我都死了。"人嘴沾过油烟，不知道怎么回事？奶奶说死就死，父亲接到电话后从县城走了两天山路赶到家时只见奶奶一具冰冷的尸体。奶奶的去世，父亲悲痛欲绝，因为他八岁的时候，我的爷爷就过世了，苦难的父亲，他很少跟我们谈有关过去的事。
　　我父亲当村干十八年，村公所是建国后最基层的"行政机关"，那时，他的经历我不尽详情。稍懂事后，我常常见到他早出晚归，他身背一支步枪，脚穿着一双草鞋后就消失于大山里。我五、六岁的时候，父亲常常带我上村子里去，还给我买几颗糖。晚上，我趴于楼梯的扶手看父亲指导民兵操枪训练，在好大的一个房间里，许多民兵轮番卧倒，父亲十分忙碌。
　　我父亲小时候是靠亲友才读上三年书的，工作后经长时间的磨砺，他写了一本本笔记，那笔记字迹工整，内容分明，好多本子都记载着上级领导的意图和村子建设的实情。"文革"期间，他因软弱的"革命意志"而落伍了，他只是被批斗而没有受到五花大绑，因为十多年里，他没有得罪人。
　　父亲"退居"后，祸不单行，胃病随之而来，他蜷缩得拄着拐杖，疾病的折磨，他天天抽烟，他把过去的笔记本撕成一张张烟纸卷着、抽着……看那一页页撕烂的碎片，岁月的记忆随着他落寞的日子而渐去渐远，大山里曾经的一粒粮，一只羊，一头猪……山民们怎么肩挑人抬，怎么把一批批国家奇缺的物资送出大山的情景在他的指头间明明灭灭地燃烧。
　　然而，许多年后，"处遗"工作开始了，许多党员忧心忡忡或料自身难保，在人心惶惶的时候，惟有我的父亲安然地种地和养他的牛。
　　我记得约七、八年前的一个春节，那几天天气寒冷。一天，村支书来到我家，节目的气氛还很浓烈。席间，村支书拿出一个红包递到我父亲的手里，说：我转达乡党委对您老人家的问候，这是慰问金，以示对建国后我们乡第一批参加组织的党员诚挚的敬意。我父亲接着红包，他紧紧地握住村支书的手，他潸然泪下，泣不成声。我看到父亲泪流满面的样子，此时此刻，我最了解父亲激动的心情。
　　平时和别人在一起，我总听不得幸福的人们以应试的思维去说古论今。有一次回老家，面对父亲，我曾随意地问他："爸，凭记忆，你当村干的时候，我们村一年间上缴给国家的公购粮最多时是多少?"父亲不假思索地回答；"48万斤。"于是，我在想：人均该是200多斤了。
　　在没有良种和化肥的年代，在还是刀耕火种的山里，在月人均口粮不足10斤的山村，透过这个数据，我对父亲敬重有加，展开的联想，我就想起当年还进口铁钉和火柴的中国……
　　如今，高速路上，一辆辆小车奔驶如飞，沉重的大货车压得桥梁摇晃，流油的城市，富饶的大地，强大的国家，稳健的低保，它让我透过远山的垭口看到从前，看到人民解放军正在解放大明山的枪林弹雨，看到一位不满二十岁的青年挑着一担支前的粮食在龙湾乡通往上林县崎岖的山路上饿昏了，那个人头发卷曲，个子不高，他就是我今天还健在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