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馑往事

人对以往事物的记忆的始点大约是从五岁至六岁开始。我是1954年出生的人，那么，这个记忆的始点就应该是1959年或1960年。这个特殊始点，也就是在人生记忆的第一站上，这个世界给我留下的记忆是什么？母亲现在常常过来和我们一块居住，关于我始点的记忆，可以和她时常聊一聊的话题无非是59年60年粮食紧张时的往事。
　　
　　很少再有比那个时代的饥饿感更让我印象深刻的事了。
　　
　　直到现在，我甚至能清楚地记得上幼儿园的时候，许多孩子常常去摘吃一种用于扎扫把的草上开的淡黄色的小花，也摘食过酸豆树的嫩叶子；我六岁上寄宿小学的时候，学校里用的是土钵蒸饭，按定量，一人一钵。那时的感觉总是饿，每天让你关注的人体器官无非是肚子。我们常常去拾一些学校晒鱼时遗落在地坪上的小咸鱼干去找火烤了吃。记得还在幼儿园时候，有一天临近中午，我从幼儿园逃学回到家里，正赶上吃午饭的时候，母亲从食堂打回一小盆稀饭，给了我一只仅有的香蕉后，饭却自顾地吃了。我很伤心，母亲没给我饭吃还把我斥责了一顿。后来，在回忆这件事的时候，母亲给我说，我的粮食份额是在幼儿园。我明白这句话的份量。那时，每个人每天仅有四两米，就靠着那一点点可怜的粮食份额苟活着。我的逃学，放弃自己的粮食份额，无异于放弃自己的生存权而侵占别人的生存权。事情就是这么严重！
　　
　　母亲还经常提到关于三弟的轶事。三弟是1957年出生，到了1959年时二岁多一点。母亲因为要上班，家里便请了个保姆带着三弟。最初，母亲把三弟的粮食份额交给保姆，让她和着一块煮。但后来母亲发现，三弟总是饿得要吃的，而且肚子也越来越大。原来是那保姆也饿得偷吃了三弟的粮食份额而只用米汤去喂他。于是母亲只好收回了三弟的粮食份额。那时，父亲常常去水利工地工作，偶尔回来一趟也总是晚上。但一听到父亲回来时喝水的声音他就会条件反射地惊醒了坐起来，哭着问别人吃东西为什么不给他吃？当然，这些事对他来说是记不住的，因为他还没有长到他记忆的始点。
　　
　　按说，当年我们的生存状况还是比较好，因为父母都是机关干部，海南四季常青，人在极端状况下生存还不至于太难。我们尚且如此，那一般的百姓的日子就可想而知了。母亲说，诸如地瓜秧刚栽下，晚上就被那些饥饿难挨的人偷扯去充了饥，饿得吃芭蕉心吃木瓜树蕊而中毒的事多得难以尽述。据官方的统计，1959年患水肿病的人数就有8000余人。至于饿死了多少？官方讳说。
　　
　　也许因为记忆的始点就是饥饿，并常常引发回忆缘故，也许是我的民主意识的日益觉醒，所以对这段特殊的历史就十分感兴趣，对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粮食紧张"的说法也十分关注。气象学家告诉我们，历史上的那三年，在全国其自然灾害的烈度只是中等偏弱。政治家们告诉我们，是犯了左倾错误。而要等历史学家公允的评说，似乎还早了一点。查一些史料，读一些关于此类的文字，常常让人感到一种沉重。母亲她们这一代人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当然，我和母亲经历过的只是一种局部。我查过《三亚古今纪事》一书，据载，当年一个20多万人的崖县，就筑有小土高炉803座，许多精壮劳动力用小土炉炼一些毫无用处的铁疙瘩。
　　
　　在乡间，老辈人告诉过我，当年还搞了深翻土地，把好端端的土地搞成深滨田，以至插秧都要使用小秧船。还强行搞一种荒唐得难以想象的密植，称之为：双龙出海，蚂蚁出洞。这样做的结果，当然只能引得粮食无收。当年那些拿民生当儿戏的人，许多人现在都已经作古，可惜提到这些造孽的往事，也只用一个轻飘飘的"错误"加以开脱。将来的历史学家评定时是褒是贬，就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