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医疗

上个世纪６０年代末，堂哥有幸当上大队的卫生员，当时这是非常体面的事，一家人都欢喜得什么似的。堂哥也很刻苦，学习打针时整天叨唠着什么四分之一区，说最好能找个人练练，可好好的屁股谁会让他扎上一些窟窿眼呢？无奈，他只好关起门来在自己的屁股上扎。当时的卫生员还不怎么会看病，只能替人打打疤脐换换药，最多是医个头痛脑热的。
　　
　　在这之前，我们这方圆十里八村的只有一个叫张正乾的郎中。我们小的时候很怕他，因为大人老拿"正乾戳屁股"这句话来吓唬小孩。后来我见了他，高高的个子龙虾背，背着个药箱一摇一摆的，是个挺和气的老头儿。他喜欢歪着一张大阔嘴讲一些我们从没听过的稀奇古怪话，因此他一来，我们小孩非但不怕他还都喜欢跟着他到处跑。每当病家拿出最好的招待———四个糖打蛋，他一口一个三下两下就吃完了，看得我们直咽口水。那时还没有自行车走路全靠两条腿，他一天到晚也跑不了多少人家，要想找到他真的不容易，因此就见大路上常常有一些急如星火的"找正乾"的人。
　　
　　记得我八岁那年，二弟突然发了病，嘴唇乌紫，不省人事，大人说是"扯筋"。派去找正乾的人回来了一拨又一拨，就是不见正乾的影子。眼看二弟快不行了，妈妈哭着叫人找来一个簸箕，将二弟放在里面，也只好让他死了算了。我们这里的风俗是大人死了摊门板，小孩死了摊簸箕，说这样才能让他们的魂找到家。直到天快黑了，正乾才风风火火地来了，忙乎了一阵，还喂了"朱砂"，二弟才缓过气来，晓得哭了。妈妈这才想起"糖打蛋"的事，就急急忙忙去借，结果只借到三个，她非常歉疚，直到很久以后还常常提起这个事来。
　　
　　转眼到了７０年代，大队成立了医疗室，有了两个经过培训的"赤脚医生"，能给人看一些简单的病了。另外还有一个中药房，一个老头负责抓点中草药。虽然堂哥读书太少最终被淘汰了，一家人都为他没能当上"赤脚医生"感到很遗憾，但同时因为村里有了医疗室，以后看病就方便多了而又感到十分的高兴。
　　
　　读初二时由于被迫停学，蒙头睡了一天一夜的我，第二天同样赌气不吃饭就上山砍柴去了。也许是饿的，神情很恍惚，一刀狠狠地砍在自己的左手腕上，从一丈多高的树上掉下来，当即被抬到了大队医疗室。当时上来一个"赤脚医生"给我缝合伤口，连麻药都没有，用镊子拉起来硬缝，痛得我咧嘴又龇牙。缝好后医生跟妈妈说，可惜上海医疗队前天就走了，不然就可以将断了的动脉接上，省得以后落下残疾。就这样，直到今天我的左手大拇指还是不能竖起来，多多少少有点不方便。不过当时没想到的是，这位医生后来竟成了我的"老泰山"了。
　　
　　到了８０年代，"赤脚医生"就成了个体医生，加上不少读卫校的青年也纷纷投入这一行，随后个体的小诊所就像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客观地讲，这二三十年来乡村的医疗主要就靠这部分人支撑，少了他们还真的就不行。但个体终究是个体，不能说以赢利为目的，至少受资源不能有效组合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已越来越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了。
　　
　　由于这些小诊所水平有限，更是没有多少设备，也只能看看一般的小病。乡里人平时有了病大医院上不起就只能硬扛着，往往拖到最后扛不住了一查就到了晚期了。各种癌症就不说了，就是一些常见病也会落得这样的结局。我们这个小村子这几年只因晚期血吸虫死去的就有好几个，而且都是青壮年，这是够沉痛的，真的让人无奈又担忧。
　　
　　好在农村医疗事业的改革非常迅猛，随着形势的发展，我们村一定规模的合作医疗室已经破土动工了。相信要不了多久，医疗设备相对齐全、从业的都是合格医务人员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室将会为乡亲们提供更加优质便利的服务，加上国家医疗补偿机制作为后盾，乡下人的健康生活将不再是遥远的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