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说:人哄地,地哄人。
1970年代,全国搞"农业学大寨",集体生产,社员磨洋工,结果呢?小麦亩产不到300斤,玉米亩产不到700斤,谷子亩产不到600斤。于是社员的基本口粮一降再降,最低的年轮,人均不到360斤粗粮,带壳的,当然会饿肚子了。土地一下户,人们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产量速迅增长,1981、82、83年,农民喊卖粮难。同样的土地,为啥收成相差甚远?就是因为1970年代,人在哄土地,不是精耕细作,而是粗耕糙作。
对土地作假,土地的回报就让人饿肚皮。
父亲常讲:啥地出啥粮,啥儿随啥娘。
我的老家黑水凼,半山半火,人多地少。位于川西平原边缘,雨水多,日照短,气温低。适合种的是玉米、大麦、胡豆、洋芋、油菜子和水稻。可是,那时种啥,上级说了算。种啥,种多少,社员无权过问。于是,我们那儿种棉花、高梁、甘蔗,结果产量极低,白白浪费土地、劳力、化肥、种子、农药,让社员们饿饭。我爸常叹息,那时他当生产队的贫协副主席,开会放大炮,差点被批判。
农村饿饭,是七分人祸,三分天灾。
如果听本地老农民的,那些山地,种胡豆、豌豆、白米豆、芸豆,远远胜过种高粱、棉花、甘蔗。
农民对水、土的感情,绝对如同对孩子,所以我爸常叨唠--泥是人的肉,水是地的血。所以,对毁土坏地的事,农民们深恶痛绝。
比如,那时最喜欢搞人造平原,劳民伤财,结果呢?造出的所谓平原,泥土常被夏天的山洪冲走,因为它不顺应自然嘛。泥土流失了,剩下的石骨子,啥也种不了。
为了保水,常在有泉的地边,挖口塘蓄水,这样不怕天干。但是由于长期对植被的破坏,尤其大办钢铁时,森林没有了,水留不住,很多泉就干涸了,没有水流出。没有了水的土地,就如同人没有了血液,只有等死。
父亲常嘀咕:根正苗端,结个丝瓜也不弯;根歪苗歪,结个冬瓜屁股歪。
对苗的重要,农民特别在意。所以,种玉米时,对长出的秧,如果太弱,宁肯一窝全拔掉,移苗来栽,也不肯将就。那年代农科不发达,没有肥球育苗和温室育苗,只能凭肉眼,凭经验,来检验这苗该不该留,或是锄掉。
父亲的话也可拿来喻人,虽然不一定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儿会打洞,但很多秉性,与身俱来,确是事实。
苗多欺草,草多欺苗。
草和苗,永远是一对生死敌人。但是只有苗,没有草,是不可能的,水至清则无鱼嘛。苗当然比草重要,但如果只有苗,也不见得对苗就有利。比如,有的虫吃草,如果只有苗没有草,那么虫就会来吃苗。草保水土,草做绿肥。所以,只要保持苗的优势,但不能彻底剔除杂草。当然,草也不能占优,不然苗被荒了,没得收成。
农民爱一草一木,一禾一苗,就是因为他们看得清世上万物,生于泥土,关联重重,不是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选择,只要保持适当的比例,就会杆壮苗肥,草茂树直。
父亲是位农民,基本上算文盲,他给我讲的许多农谚,超越了农谚本身,是对我的谆谆教诲。
父亲的土地哲学,会影响我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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