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土地哲学

父亲说：人哄地，地哄人。
1970年代，全国搞"农业学大寨"，集体生产，社员磨洋工，结果呢？小麦亩产不到300斤，玉米亩产不到700斤，谷子亩产不到600斤。于是社员的基本口粮一降再降，最低的年轮，人均不到360斤粗粮，带壳的，当然会饿肚子了。土地一下户，人们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产量速迅增长，1981、82、83年，农民喊卖粮难。同样的土地，为啥收成相差甚远？就是因为1970年代，人在哄土地，不是精耕细作，而是粗耕糙作。
对土地作假，土地的回报就让人饿肚皮。
父亲常讲：啥地出啥粮，啥儿随啥娘。
我的老家黑水凼，半山半火，人多地少。位于川西平原边缘，雨水多，日照短，气温低。适合种的是玉米、大麦、胡豆、洋芋、油菜子和水稻。可是，那时种啥，上级说了算。种啥，种多少，社员无权过问。于是，我们那儿种棉花、高梁、甘蔗，结果产量极低，白白浪费土地、劳力、化肥、种子、农药，让社员们饿饭。我爸常叹息，那时他当生产队的贫协副主席，开会放大炮，差点被批判。
农村饿饭，是七分人祸，三分天灾。
如果听本地老农民的，那些山地，种胡豆、豌豆、白米豆、芸豆，远远胜过种高粱、棉花、甘蔗。
农民对水、土的感情，绝对如同对孩子，所以我爸常叨唠--泥是人的肉，水是地的血。所以，对毁土坏地的事，农民们深恶痛绝。
比如，那时最喜欢搞人造平原，劳民伤财，结果呢？造出的所谓平原，泥土常被夏天的山洪冲走，因为它不顺应自然嘛。泥土流失了，剩下的石骨子，啥也种不了。
为了保水，常在有泉的地边，挖口塘蓄水，这样不怕天干。但是由于长期对植被的破坏，尤其大办钢铁时，森林没有了，水留不住，很多泉就干涸了，没有水流出。没有了水的土地，就如同人没有了血液，只有等死。
父亲常嘀咕：根正苗端，结个丝瓜也不弯；根歪苗歪，结个冬瓜屁股歪。
对苗的重要，农民特别在意。所以，种玉米时，对长出的秧，如果太弱，宁肯一窝全拔掉，移苗来栽，也不肯将就。那年代农科不发达，没有肥球育苗和温室育苗，只能凭肉眼，凭经验，来检验这苗该不该留，或是锄掉。
父亲的话也可拿来喻人，虽然不一定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儿会打洞，但很多秉性，与身俱来，确是事实。
苗多欺草，草多欺苗。
草和苗，永远是一对生死敌人。但是只有苗，没有草，是不可能的，水至清则无鱼嘛。苗当然比草重要，但如果只有苗，也不见得对苗就有利。比如，有的虫吃草，如果只有苗没有草，那么虫就会来吃苗。草保水土，草做绿肥。所以，只要保持苗的优势，但不能彻底剔除杂草。当然，草也不能占优，不然苗被荒了，没得收成。
农民爱一草一木，一禾一苗，就是因为他们看得清世上万物，生于泥土，关联重重，不是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选择，只要保持适当的比例，就会杆壮苗肥，草茂树直。
父亲是位农民，基本上算文盲，他给我讲的许多农谚，超越了农谚本身，是对我的谆谆教诲。
父亲的土地哲学，会影响我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