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腿

解放之初，我尚小。我连"三个"都还数不清，也就三四岁吧。父亲便手把手地教我数数。然后让我下地丢胡豆种，并作示范，说一窝丢三颗。稍大一点，就敦促去剥甘蔗叶子，扯杂草，捡狗屎（那是绝好的农家肥）……捡狗屎那活，真不是人干的。天刚亮，朦胧中，就听父亲喊道："四儿（我排行老四），四儿啦，还不起来捡狗屎哇！你这个懒虫。"于是我只得翻身起床，连走带跑。去厕所里拿着狗屎夹，提着箢篼，往箢篼里撒上草木灰。便满山遍野去找狗屎了。那活既脏又臭。由于人小力单，有时免不了会弄到裤子上，衣服上，甚至手上。令人恶心、作呕、反胃！当年幼稚无知的我，内心深处就老大不高兴。很反感，甚至很讨厌父亲。可又无可奈何……总之，在我的印象中，在我当年那幼小心灵的记忆深处，父亲除了催我干活，骂我懒惰，似乎没有给我留下什么不可磨灭的烙印。
　　然而，在记忆的海洋深处认真搜索，仔细寻找，终于拾得了一朵浪花，忆起了一件小事，于是想起了父亲的腿。
　　成立"伙食团"那年，所有人家的粮食、毛猪、家具等一切生活用品和生产资料，全部收归大队，实行大队所有制。说是很快就要实现天下大同，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全体社员都只准吃伙食团。孰不知第二年开春就闹饥荒。父亲很快就浮肿——当年浮肿者，大有人在。第二年，我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进入初夏，他就肿得越加严重。看来不治实在不行了。其实用不着治，只要有饱饭吃，自然就痊愈了。可当时不知道哟，就算知道，也是和尚的头——没得法（发）。何哉，无粮也。可家里什么也没有啊！所有能够值钱的东西全充了公。拿什么换钱治病呢！一家人大眼瞪小眼，思过来想过去，束手无策。终于，我那聪明能干的母亲突然开窍，说："拆房子上的木头来卖嘛，反正那房子也不是自己的了。"大家眼前一亮。恍然大悟！当时鼓吹，要住"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集体农庄了，还用得着再单家独户，住那低头进、埋头出的茅草棚棚吗！所以有些人家的已经拆了，我们家的还没来得及拆。那房子上不是还有木料吗？虽说已经充了公，不准擅动，但毕竟还立着。于是，一家人趁着月色，像作贼似的，偷偷摸摸上了房，锯下一根承重檩子下面的陪檩——自己"偷"自己的东西，岂不荒唐，岂不可笑——第二天，天不亮，不，也许就是当天的半夜吧，趁着昏暗的月光，父亲扛着大的那头，我扛着小的这头，父前子后，抬到十几里外的街上去卖。以便换点钱买药治病。
　　也许是腿肿，父亲行动缓慢、呆笨、木拙。摇摇晃晃，踉踉跄跄。几乎是走三步退一步……不知走了多久，看看日头渐高，我们父子俩都气喘吁吁，大汗淋漓。终于，来到了一个陡岩跟前，便将木头倚在岩上，稍作休息。然后父亲将破旧的长裤子脱下来，搭在木头上。我们再次扛木上路了。这时我才看清了父亲的腿。父亲身材高大，腿显得尤其长。因为浮肿，便特别"肥"，特别"粗"。皮肤很光滑，绷得很紧，就像快要上扎作茧的家蚕，白白的，胖胖的，亮亮的。又像长条的气球，气鼓鼓的。那汗毛也似乎直立着。出汗时，汗液沿着汗毛浸下来，汗毛像用梳子梳理过一样，整齐地向下排列着。那腿呆木、硬挺、死板、僵直，似乎又是一截中间带有残疾疙瘩，上大下小的杉木棒棒。膝盖根本不像正常人那样灵活自如地转动。每走一步，大腿带动着小腿，向外画一个半圆，然后向前移一小步……腿肿得这么厉害！难怪他行动如此笨拙，走得如此缓慢，几乎是一步一个趔趄啊……我在后面倚着木头，其实并没有用多少力。只不过掌着木头，使其不摇晃罢了。我心里有点酸，有点难受，又有点惭愧，有点自责……这样一步三摇地挪步至街，早已是中午了。也就是说，这相距十多里地的街市，正常人只消一个多钟头即可到达，而我们却晃悠折腾了十来个钟头——只是现在的估计，当年根本就不晓得一个钟头是多久哩——于是，把木头放在街边，待价而估。不知等了多久，才不管贵贱，连卖带送地"出了手"。那时我们父子俩早已饿得连迈步的力气也没有了。终于，父亲痛下决心，花钱（当时似乎还没有用粮票）到饭馆买了两个"冒耳头"打了一个大的"饭牙祭"，开了一次"洋荤"！吃了那顿饱饱的饭后，我们才有了力气走路。父亲就去捡了中药。然后再慢慢地挪步返家，待回到家，早已夜深人静了！